在寻常的生活里，谁不愿看到些“非常”的事，听到些“非常”的话？这是人的好奇心、唯“新”主义使然。但是，在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中，要给“非常”下个定义却又是非常困难的。
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一套“非常话随笔丛书”，它们的作者是王蒙、刘心武、陈村、季振邦、马尚龙。“非常话”一语，源出于策划人“无政府主义”式的灵感。粗看似有商业操作之嫌，但读罢这五本书，我对“非常话”却有了新的感悟，有了别一番解释。
“非常话”并非耸人听闻的新闻，并非板起面孔的教训，并非故作高深的姿态，并非哗众取宠的批评。“非常话”其实是作者个人化的大实话。见从己出的智慧火花，无拘无碍的个人笔调，使作者的真面目、真性情赫然活跃于纸上。然而，这类抒写“性灵”的个人化文字又如何当得起“非常话”三字呢？其原因有二：一是事关个人性情，读者未尝常闻，可谓“非常”；二是既写真性情，必有与众不同的独特之处，可谓“不寻常语”。
如果你想快捷地了解这些作家，知道他们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及他们怎样生活、活得怎样，那么最佳的方式不是去读他们的小说，而是阅读他们的随笔，这里有更真实更鲜活的作家“自我”。
不约而同，这五本集子里都有大量回忆童年生活的篇什。按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一个人的童年经验对其人格形成以至一生始终产生着重大影响。我国俗语“三岁看到老”，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当作家们回首往事时，检视的焦点是自己个性与思想的源头，同时，童年经验又是可以通过反思与今昔对比不断开掘出丰富新意的个人资源。
季振邦的《故乡的风景和消息》谈起童年坐独轮车的经历：“推动时吱扭吱扭作响，很有韵律。成年后，我写过一些有节奏的诗歌，不知是否受了独轮车的影响。”在《家乡的缸爿饼》中，把这童年每天的早餐赋予大意义：“我的喜欢鲁迅，也是因了大饼。他说过一句话：大饼虽然粗贱，却是大众食品。我看了很激动。……直到现在，我还不大为物质所动、金钱所惑，有下海良机而岿然不动，仍然粗茶淡饭，甘之如饴，原因可能盖出于此。”童年塑造了他，成了他活在今天的精神支柱。刘心武的《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写一段童年记忆，篇名是他母亲50年代初日记中的一句话，但作者从当年的日常琐细中却开挖出沉重的历史憬悟：“容许社会上，有一个宽阔的中间地带，其间繁殖生息着过常态‘小日子’的，普普通通的小人物，或叫作‘中间人物’。……倘若他（指大人物，引者按）的宗旨，只是着力于把亿万小人物都改造成跟他划等号的存在，遇到阻力，推行不顺，便大发雷霆，大施惩罚，那，大规模的社会悲剧，势必发生。”其实，童年生活与家庭状况正是他产生当下思想的极好注释。说到底，童年回忆的真正动力还在于回归童心。明代李贽说：“童心者，真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是他的“童心说”的精髓。当作者徜徉于童年的思绪时，他的真性情便趋于透明的境界。王蒙在《想念玩具》中说：“这是一个永远美丽的话题：你玩过什么玩具？我玩过皮球、毽子、玻璃球、桃核、小刀、木枪、木刀、面具、镜子、放大镜……我得经常想念自己的玩具。”这里可以读出丰富的故事、深蕴的意味和真诚的心境，它以“性灵”激荡起我们的“共鸣”。
在这一套随笔丛书中，现实生活是比作者个人史更广阔、更重要的话题。如果说回忆呈示了作者童心未泯的“自我”一面，那么当他们“点击”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现实时，我们则随处见到老辣的智慧与会心的幽默。幽默是一种含蓄、机智而充满谐趣的话语，是人的天性中就具有的一种潜质，更是现代社会中被推崇的一种生活艺术与人生态度。正如王蒙所说的：“幽默感是一种心理健康的标志。完全没有幽默感，只知道一心上纲上线，则是不健康的表现，北京人说法，他‘有病’”。因此，当作家面对现实的乖谬和人性的弱点时，幽默成了克敌制胜、展示智慧和维持心理平衡的良方。
幽默激发起会心的一笑，但幽默风格却因人而异。陈村的幽默感属重量级，平常的事、普通的理经他的嘴一说，便生趣盎然、令人回味，但他的调侃的骨子里有着悲情与无奈，他调侃别人的同时也调侃自己，由此尖刻中豁显善意，愤世中包容超脱。在《被谢绝的女人》中，他自嘲：“第一自己长得不卫生，哪有本钱说人家；二是‘男不和女斗’，话说得一多，显得很不男了。”接着他正话反说：“我同情或怜悯以下的妇女。”在几百字的短文中，竟列数五十多种女性的弱点或缺点，如年过四十还奶声奶气，爱说“我们女孩子”的；大白天又不去演出，活活把自己的脸画得像大熊猫的；胸口处理得像反过来的冰山理论，你看见水面上的部分，就知道水下其实是九分之一的；十五岁骂二十岁，二十岁骂三十岁，三十岁骂四十岁，等到四十岁开始骂十五岁到三十九岁、41岁到100岁的等等。用语的夸张、机警和新奇，讽刺意味与幽默含量，此篇最见功力与特色。
马尚龙的幽默则是另一番风光。他也擅长调侃，喜欢选择众目睽睽、议论纷纷的明星人物为具体对象。他的调侃常用街谈巷议的平民语言，充满相声小品式的戏谑氛围，优点是不乏机智、说话“煞根”、火力凶猛、令人解气，与之结伴的则是含蓄、回味不足。《戏说十差明星》一篇是他胆气、才华与市民幽默风格的代表作。试看十个小标题：“替人受过”的蔡国庆，“无法称呼”的刘晓庆，“丢手帕”的毛阿敏，“会计师”韦唯，“矫情”的倪萍，“让人遗憾”的姜昆，“从电子管时代而来”的宋世雄，“好演员”宋丹丹，“坏女人”巩俐，“美丽的花瓶”陈红。这些打引号的修饰语不正是快餐式的笑料吗？不正是调剂人们生活与心态的幽默滋补品吗？
30年代，林语堂提倡小品文，反对方巾气和板面孔的文章，主张闲适笔调。在当时内争外乱的局面下，自然是匕首、投枪式的杂文更有用武之地。当下的散文随笔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小品文传统的首肯与复归，但也不无批判的刚性与力度，这是区别于每月固定收入不下1500银洋的林语堂优渥境况与心态的地方。“非常话”随笔丛书中，既有周作人式的潇洒与空灵，也有鲁迅式的辛辣与深刻，这说明历史上对立的东西，在今天是可以兼收并蓄、同流合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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